关于大学、关于接新，很多年来，在我的脑子里，印象最深的就是1978年北京大学接新的那张照片。照片中，那生气勃勃的面孔，对未来充满向往的脚步，至今感染着我，我也一直试图寻找这样的面孔，寻找这样的脚步-----

然而我来海大12年了，每年接新看到最多的都是家长忙碌的身影疲惫的面孔，孩子盲从脚步和被动的身影。五号楼的楼长向我介绍在他们这栋楼至少90℅的学生都有家长陪伴入学。陪伴人数常见的是父母两人，而祖孙三代相伴的也不少见，楼层内，随处可见满头大汗的父母为孩子忙东忙西，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腿残疾的父亲，一手拄拐一手还为女儿拖着一个皮箱，而女儿则在后面款款而行-----一间宿舍内四、五名新生在低头摆弄手机，一名家长在他们眼皮底下认真的扫地---

庞大的迎新亲友团，已成为高校接新工作的一大顽疾。每年学校接新的几日都是在学工部门，后勤部门最为忙碌的日子，除了为正常的接新事宜忙碌，更为棘手的是面对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事无巨细的关心照顾而产生的许多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去年，我校首次在接新入口处公示了让学生独立报到的致家长的公开信，设立了家长休息区。当时看到那块家长谢绝前往的警示牌，心里不知道作何感想，我儿子5年前上初中时，学校已明令拒绝家长陪同入校报到。而大学生无论从心理年龄到生理年龄都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一切道理无需多讲，被隔离在接待点外的家长，不乏在高校工作的人，不乏被此景所累的人，然而当角色转换，却依然身不由己扮演曾被自己所唠叨的角色，禁令和通知都抵不过父母爱子之心，一面诅咒这种场面，一面在加入这个行列。

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1951年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的女儿戴藩篱考上南京军事干校炮兵指挥学院，那时候考上大学犹如中了状元，在邻居的簇拥下走到汽车站用一条扁担挑着行李自己走进大学校门，独自踏上的求学之路，—1978著名女作家张曼菱在国家恢复高考后以当时2.7℅的高考录取率被北京大学录取，独自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小卖部买一条毛巾，缝制成一个袋子再用一条带子（多数是用鞋带代替）缝好挂在书包上，这就是当年北大新生的行头—饭袋，1992年我同事的儿子考上清华大学，孩子的父亲是中央驻内蒙某军工大厂的副总工程师，为孩子做的是：将家里的一辆旧“永久”牌单车翻新后托运到北京----今天，这些都成了历史，寻常百姓家的孩子坐飞机来上学的已是寻常之事，亲友团浩浩荡荡的一路保驾护航已成常态。对这些变化，我在高兴的同时也有隐隐的忧虑，现在的孩子之所以能有如此的享受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富裕了，富裕了我们能做许多以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坐飞机可省去一路颠簸的劳累之苦；用餐盘取代饭盒(袋)可以略去每顿饭洗餐具之不盛之烦；用一张卡取代长途托运的旧单车， -------富裕让我们生活方便舒适都不是错，但是因为富裕就丢掉了前辈身上的独立精神是我不能苟同的。

独立是大学最注重培养的一种品质，也是知识分子身上最应该有的一种品质，而我们国家未来的知识分子在开学第一课有80-90℅的学生在大学这个人生重要的起点上这种独立的机会就被抹掉了，在残疾父亲身后款款而行的学生，在母亲弯腰扫宿舍时，埋头玩手机的学生们也许在学业上很出色，但是他们将来最多只能成为精致的利己成功者，他们也许可以实现个人梦、家族梦但是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能托得起中国梦吗?没有中国梦托底，个人梦再精致、家族梦再美满，又能延续多久?

所以，无论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小家，我们都该放手了，在我们国家转型时期，我们的孩子为了上大学已经主动地被动的被剥夺了许多的人生体验了，现在既然已经成功的被送上了马，何必再要送一程呢？，不要以爱为理由再随心所欲的删减的孩子的人生体验了，无论这种体验会带来痛苦、还是弯路。如果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能主动的接受这些体验，大学接新会呈现给我们全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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